白癫治疗方法 https://m-mip.39.net/news/mipso_5109462.html:近代以来，医疗领域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现代中国”是如何出现的，医疗史可以看成*治史的一种表述方式。中医在年前后的兴衰是和民族国家观念相联系的过程。作为传统文化，抑或封建文化的残余，中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涵。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中医的兴衰与*治运动、“国家”界限的确立密切相关。
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进入近代中国后，中国知识界关于中西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年的“废止中医”案是中西医之争的大爆发。西医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代表了现代化的趋势，当时的知识界多认为这种精神有助于中国走上现代国家之路，中医因缺乏科学精神而备受垢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富有戏剧性的是，年后中国赤脚医生群体的出现仿佛是民间中医力量的卷土重来，只不过“赤医”代表的是贫下中农的形象，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辨别出传统中医的角色，这些民间力量被很好地纳入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并作为*治形象加以宣传。表面上看，年围绕中西医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年后赤脚医生的兴起毫无关联，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时就会发现，中医在不同时代的兴衰向我们展示了医学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以中医历史上的两个主要事件“废止中医”案与赤脚医生为视角来分析中医的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关系。
一、作为*治史的医疗史
中西医论战是在科学名义下的大论争，论争的实质是医学如何契合现代国家建设的诉求。基于此种状况，中西医争论往往超出医学本身而与社会文化、*治制度、民族认同、社会变革相联系。现有的关于中西医争论的研究成果对年的“废止案”作了详细介绍，并对各派的思想作出评述。对论争的原因，有学者认为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大趋势决定着医学变迁的趋向，中国医学的近代化依据此思潮的发展总趋势，通过学习西医学与破坏中医学来实现;也有学者认为废止中医案是西方主流文化对边缘化了的后殖民文化的挤压，更深层次的解释是现代化的趋势使中国以医学为切入口进行的社会革命与治理，其结果导致了西方医学不仅从学术文化角度浸润着中华民族的肌体，而且在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等方面全盘整体移植入华。关于论争的性质，有学者认为中西医论争是一场文化交流，有学者称中医存废之争是中医界为谋求自身生存的抗争，最终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与*治意识形态层面。最终撤销废止提案与传统、市场、*府权力集团的较量有关。中医兴衰史上的关键词“赤脚医生’体现了中医的另一种命运，对赤脚医生的讨论大多是在合作医疗的框架下进行的，主要讨论了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赤医”在医疗史中的历史意义以及对新型合作医疗的启示，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农村合作医疗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及其对新型合作医疗的启示等方面的内容。
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废止中医案”与赤脚医生制度提出了一些解释与理论分析，但并未就医学与国家关系作深入探讨。尽管学界注意到西医的发展是现代化的趋势，但并未说明医学的变化对现代国家的形塑作用，未说明中西医之争与赤脚医生制度在形成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中的作用，尽管这个作用不是显性的，而是隐藏在事件背后。在中医的兴衰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医废止风波是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下发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被纳入整个事件中，医学和*治产生了关联。其后，在医学领域中“科学主义”取得了话语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当西医不足以服务于广大农村时，中医在农村重新获得了话语权，并由赤脚医生加以贯彻。“赤脚医生’被赋予鲜明的*治色彩，它与社会运动相关联使无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概念得以扩大、巩固。
二、废止中医案:现代科学与民族主义的交锋
中医兴衰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便是年的“废止中医”案。废止风波源自年2月西医大夫余岩泞云灿)在南京*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此提案被认为是“废止中医”的纲领性文件，其目的是借助*府力量逐步清除医疗体系内的中医从业者，代之以西医。该提案虽然当时获得通过，但中医从业者迅速做出反应，上海中医界的抗议活动影响最大。抗议得到了上海舆论界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响应，各界通过举行集会、发表文章、组成请愿团等方式反对“废止中医案”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攻势。面对各界压力，南京*府于3月底被迫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其后，经过一年不间断的抗议和请愿活动，中医界才最终使国民*府正式撤销这项提案。此后，关于中医合法化的争论不绝于耳。
“废止中医”案并不是孤立的，它由一系列关于中西医的学理争论演化而来，是由学理层面上升到*治层面的事件。西医经传教士引入中国后，其诊断的私密性与现代医学的委托制曾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各种“异邦想象”，受到民间的抵制。随着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倡导以及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以科学为基础的西医日益受到知识界的认可与推崇。西医的标准化技术和强大的预防功能，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这些都是传统中医不具备的。医学的变革同样与西方对中国的民族想象相关，“东亚病夫”是西方将中国人视为落后种族的一种称谓，这种称谓最初是西方以现代医学为视角从身体角度对中国人的审视。伴随着西方入侵与中国*治的失败，“东亚病夫”已超出了身体层面的意涵，成为一种民族想象。近代西方话语及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常通过描述中国人身体病弱不堪的形象来隐喻近代中国社会的病态状况，疾病被拿来描述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的事物，治理社会变成了一种“医疗’，行为。基于此种状况，医疗领域中所发生的变革，无疑具有重新界定中国人身体观念以及改造国民性的企图，医疗制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得以建构的切入点。
废止案中余氏的辩词中隐含了上述意涵:“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余氏将中医存废视为“民族、民生”的根本问题，延续此理念，年傅斯年直言:“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这表明在对中医的批判上，废止派遵循的是现代化的理路，希望通过现代化的途径达到民族身份的重新确立。针对西医的现代化路径，中医采取了民族主义路径进行回应。中医药界把中医存废问题转化为是否拥护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从这个意义出发，他们给废止派扣上了违背“三民主义”的帽子:“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吠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
学理争论借助*治力量将中医存废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同时，中医的合理性问题相应地上升为合法化问题，争论便在更宏大的背景中展开了，*治正当性遂成为谋求合法化的手段，中医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自身辩护。年，孔庚利用民族主义话语向国民*府参*会第二届、第三届会议接连提出《调整卫生行*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动员全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民健康案》。孔氏提案将中西医争论置于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尽管其真实目的是维护中医的生存权，无形中此类证言又一次强化了民族国家这一意涵。民族认同与历史记忆精巧地结合在一起:它既是对本民族文化“原生纽带”的忠诚和继承，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西医高举的“科学主义”大旗遇到了强大的对手—“民族主义”，既然现代化的目的是建构独立的民族国家，表征民族特征的“地方性知识”就不能绝弃，因为它是确立民族性的依据。
自此以后，任何涉及中西医的争论都会引起社会广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