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中国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为了更好的学习和了解这一著作，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对这一著作的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认为以自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科技与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共辘”关系，揭示了中国从古至今有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简单列举了《黄帝内经》的相关内容后，以此为基础基础剖析《黄帝内经》有关“科技人文共扼思想”的价值，从而较为全面的对《黄帝内经》科技人文共辘思想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
两精相搏
《黄帝内经》观察到新的生命个体产生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两精”即源于父本的具有遗传信息与生殖机能的精与源于母本的具有遗传信息与生殖机能的阴精。那么，何谓精?古人在一些所著作品中有过介绍。《管子》以精为气的精华部分。而《黄帝内经》则以精为气的凝聚状态，如《灵枢.决气》所云，盖“气合而有形”也(《素问·六节藏象论》)。不管是气的精华部分，抑或气的凝聚状态，其物质性都得到了首肯。
察受于父母的具有生殖机能的先天之精，是构成胚胎的原始物质，胚胎的发育生长继而化生出藏府形体官窍等不同组织器官、气血营卫等精微物质以及神智魂魄等，从而成为“形与神俱”的完整的新的生命个体。
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细致观察了胚胎的逐月发育情况以及生后一年内的变化情况。《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卷一·察受论》以上记载的和西医所谓的胎儿发育过程基木是一致的。这说明古人对胎儿发育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
过程:生长壮老已
胚胎、新生命的孕育是一个过程，新生命诞生之后的“天年”同样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黄帝内经》归纳为生、长、壮、老、己五大系列序(《素问。六微旨大论》)。《脾胃论·卷下·省言篇》中也有对于精的相关文字记录，人们人为的认为精就是气聚集起来形成的，因此这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东西，关于生命的过程性自然而然地聚焦于气的运动特性。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灵枢·天年》)《庄子，知北游》无不以气的运动特性作为生命过程性的依据。“气”在生命过程中始终处于运动状态，对生命活动的过程用“气化”标示。在作者看来，运动才是生命的必然和必要。说明正是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生命完成了由出生到死亡等一系列过程。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明气的运动一旦消失，生命也趋于死亡。
寿命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先天，故云“天年”、或“天数”(《素问·上古天真论》)，如果没有意外的天灾、人祸、疾病的干扰与影响，每个人都应当可以“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的。
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守道养生，每个人又不但可以尽终其天年，而且可以益寿延年，“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素问·上古天真论》)。在确认生、长、壮、老、已五大系列的前提下，《黄帝内经》进一步致力于生命过程各具体阶段生理特征的揭示。由于《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之作，故其生理阶段的划分又有着不同的模式，从而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生理阶段的理论认识。
以十岁为一阶段，见于《灵枢·天年》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而阴气自半也，分男女，男八、女七为一阶段，见于《素问·上古天真论》，小、少、壮、老分阶段，见《灵枢·卫气失常》、《灵枢·营卫生会》，此外，还有“婴儿”的划分，如“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尽管具体的划分阶段不同，但都以气之盛衰有无为依据，而且，具体的判断参数除了形体、生理机能外，还包括了心理这一重要的参数，体现出了形与神俱的特点。
总之，人类的起源、生存环境以及进化、个体的起源与过程无不客观地规定了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产物与存在物，进而客观地规定了人的最为本质的、最为基本的属性—自然属性，或称为生物属性，它指的是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特性，以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特性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内容的中医学其学科属性的主体便属于自然科学，就是说这与科学技术有关。
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是“共轭”的。自然与社会中以天人合一为重要的关系，而对于西方思想来说，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各种属性的机械性惯性堆积，没有进行加工和修饰;而在《黄帝内经》，自然与社会则以人为中介达成了有机的统一。《黄帝内经》的科技与人文共扼关系的中医学认知，对于深化对中医学医学模式、理论实质及其认知方法独特性的理解，对于丰富科技与人文关系的研究，深化人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合理重建关系，引导人类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结语
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理论之间有着很重要的联系，也有很多相关著作对其进行了阐述，如道家学说、儒家学说、佛学与中医学等。该项研究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中医学理论建构的价值，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作为中医学说理工具的价值;二是中国古代哲学作为中医学理论重要发生学依据的价值。其次，中医学理论体系理(理论)、法(治则与治法)、方(方剂)、药(药物)四大要素中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内容得到了一定范围的认识，尽管呈现的是个别、分散的揭示与积累，但总量可观。
如就“理”要素言，有人为“天地之镇”;就“法”要素言，有良医、良相、医人、医国、王道、霸道、因人制宜与富贵贫贱、生活方式、七情六欲等;就“方”要素言:有方剂配伍的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就“药”要素言:有药物命名如当归、国老等。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早在世纪之交，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与王一方先生在一场关于“五四以来传统中医的命运与选择”的对话中，便深刻作出了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人文主义科技的典范”、“基线是人文与科技共扼的”这般具有理性高度的赅括。
另一方面，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尽管中医学理论体系理、法、方、药四大要素中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内容得到了一定范围的认识，但仍然有数量可观的部分湮浸在中医古籍的海洋中，有待于挖掘。第二，有关研究成果呈现的是个别、分散的揭示与积累，尽管总量可观，但由于缺乏总结、整理，故难以示人以整体印象与规律性的认识。第三，尽管已经做出“科技人文共扼”这般具有理性高度的赅括，但仅仅出具结论，缺乏论述，缺乏论证，尤其是“科技人文共辘思想”赖以建立的原理基础未能“道明其所以然”。
鉴于此，本文试就中医学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有关科技人文共扼思想作一专题研究，以冀挖掘整理其“科技人文共扼”的理论内容，阐明其“科技人文共扼思想”赖以建立的原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揭示《黄帝内经》有关“科技人文共扼思想”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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