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最推崇《易经》和道家哲学，这5种最高武功，都由此演绎而来
大众文化作为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化。而武侠小说是中国市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它本身既是大众文化的表现，又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示。恰好成为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个结合点。
事实上，从古到今，即使是最严酷的文化禁锢的时代，武侠小说也没有消失过。无论社会进入什么时代，人们如何“现代”，武侠小说都具有生命力，因为它已经渗透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举止之中，这是传统文化的力量和魅力。
人们对中国文化中这些传统文化的认同是这些作品能够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金庸等人超越前人的秘诀也就在这里，他们用武侠小说演绎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喜欢金庸作品的读者来说，“讲出了与众不同的故事，写出了与众不同的书”，被认为是金庸作品的基本特色。
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极深的意义；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韵有了重新构建。一言以蔽之，金庸“他与别的武侠小说作家不同，靠的是文化”。
如果要问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读者？答案是：“它把中国文化传统雕刻成了一座玲珑剔透的雕像，任现代人观赏。”
金庸的武侠小说弥漫着厚重的文化气息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他的小说中贯穿的线索，可以说是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他把文化渗透到武侠的核心“武”里去，渗透到对武功的描写里去。他借武技的较量，写出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金庸小说武功描写善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让传统文化借由武功描写得到一定的展示，又使所描写武功因为有了丰厚的文化内涵而显得更加玄妙。
这其中，金庸最推崇的是《易经》和道家哲学思想，小说中所描写的最高武功大多都是由此演绎而来。
《书剑恩仇录》中，如此武功描写已初现端倪，陈家洛和霍青桐、香香公主在古城石室中发现竹简，竹简上用朱漆写有《庄子》，看到第三篇《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段，陈家洛得悟至高武学境界，后在余鱼同的笛声伴奏中，拳法犹如行云流水，进退趋止，莫不中节，战胜此前武功一直高过他的张召重。
《神雕侠侣》中，独孤求败关于剑道三重境界的遗论，即从“凌厉刚猛，无坚不摧”之利剑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再到“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从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独孤求败为此一生中求一败而不能，杨过因此领悟武功绝学，通过师法自然、去巧守拙而臻至一流。
《天龙八部》中，段誉于无量山洞穴中发现逍遥派两大武功：一是“引世人之内力而为我有”的“北冥神功”，二是变化莫测的“凌波微步”步法。
“北冥神功”之名及武功原理源于庄子《逍遥游》，武功“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内力既厚，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犹之北冥，大舟小舟无不载，大鱼小鱼无不容”；
“凌波微步”源于易经，所有步法都与易经六十四卦的方位契合。段誉依靠“凌波微步”多次在临敌之际幸存，也凭借“北冥神功”所积蓄内力使家传武学发挥到极致。
至于“降龙十八掌”这一洪七公、郭靖和萧峰使用的武功，其招式名称来自易经卦象，如“亢龙有悔”“飞龙在天”“见龙在田”是乾卦，“龙战于野”是坤卦，“神龙摆尾”是履卦等。
应该说，金庸把过去武侠小说中粗俗的武打描写高雅化、人文化了。在金庸这里，琴、棋、书、画、文、歌、舞，甚至渔、樵、耕、读，都被熔进了武功技击，于是武功描写的途径变得无限宽广，手法变得无线丰富。
当然，在金庸的武功描写中，最重要的还是上述所说的内蕴的一些深层精神。老子《道德经》所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庄子所说的“技近乎艺，艺近乎道”等，都和这层最高境界有关。
金庸小说中的武功描写，便贯穿着这类内功为本、悟道为高、似慢实快的辩证思想。